加里·勒斯珀特(Jalil Lespert)导演的关于法国时装设计师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的传记电影《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6月25日在纽约上映。伊夫·圣·洛朗和他的生活和事业伴侣皮埃尔·贝尔热(Pierre Bergé)痛苦而不可分割的关系是这部电影的主线，但是他的人生还可以通过另一个并行的线索追溯——他设计的服装。圣·洛朗2008年去世。从1957年的第一个系列到2002年退休，他改变了现代女性的着装方式，经常通过把街头时尚和异国风情融入传统服饰来预示社会变迁，展示出穿长裤、短风衣和无尾晚礼服的强势新女性形象。
皮埃尔·尼内(Pierre Niney)和夏洛特·勒邦(Charlotte Le Bon)在加里·勒斯珀特的新传记电影《伊夫·圣·洛朗》中。
作为法国童装品牌邦布朗（Bonpoint，法国顶级童装奢侈品牌——译注）的创意总监，克丽丝汀·那莫瑞图(Christine Innamorato)把大把的时间花费在了思考时尚这件事上。但是室内设计也值得同等的关注，她说。
在一座（仿佛）从不入睡的城市里，一盏合适的夜灯，就是美梦的邀请函。
如果你想要打造一个快乐、舒适的环境，“儿童房的装修非常重要。”48岁的那莫瑞图通过翻译这样表示。这就是为什么她的公司里有一支专业的古董买手团队，为全球110家店面布置家具，她说。事实上，她补充道：“当我们在一个大衣柜里展示一件漂亮裙子时，有时妈妈们只想要买那个衣柜。”
除家具之外，“灯光的质量也非常重要，而且真是会大不一样，”她说，“灯光必须温暖舒适，给人好的感觉。”
在纽约，邦布朗要在SoHo开一家新店，那莫瑞图花时间实地勘察了店面，找到最舒适的一种布光：夜灯。
在位于翠贝卡区(TriBeCa)的Schoolhouse Electric & Supply Co.，她对橱窗里的离子C系列(Ion C-Series)灯具喜爱有加：裸灯泡和暴露在外的灯丝，拧在色彩鲜艳、五颜六色的基座上。
“作为孩子的夜灯，这种光线足够柔和，但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也很好，”她说，“我想要把它们好几个放在一起用。”
在巴贝斯通，她看到一座好玩的巨大台灯，是以卡通形象米菲(Miffy)为原型制作的。“它非常有趣，光线也很舒适，”她如此评价这只兔子造型的灯具。
因为这款灯比其它夜灯大得多，她补充道，“你可以把它放在地板上，或者床边的桌子上。”
她还喜欢Jellio设计的GummiLights这款灯，是靠电池供电的，造型像超大尺寸的小熊软糖。
这是个养眼的东西，她这么称呼这款灯，“你几乎想要吃掉它。”
而在西村(West Village)的仙源，她拿起一款月亮夜灯。
这是一款小巧的即插式模型，是她挑选的灯具里最简单的一款。但是，作为设计灵感的月亮，是“最完美的夜灯”，她说，“是对美梦的绝佳邀请。”
在画家黄引的油画中，汗珠从小男孩滑稽夸张的面孔上滴落下来。这些小男孩们留着向后梳去的发型，脸蛋像娃娃一样红扑扑的，他们在抽烟，手里抓着满溢的酒杯，满脸堆笑。
《关于一个经典的讨论No.4》，中国艺术家黄引创作。
但是单独看《夜》(Night)这个系列，这些男孩（他们都是男孩，这是作者的怪癖）迷失在一片深沉的黑色天空背景下，那是对他们虚假的反对。在《成人礼物》(Adult Gift)中，一个孩子显得既年轻又年老，既天真又世故，手中握着一个白色面具，想隐藏他的真实面容。在中国（虽然不仅是在中国），父母教导孩子们不要说谎，但他们却要在一个迫使他们撒谎才能生存的成人世界里长大成人，在北京喧嚣的798艺术区一处室外咖啡屋，黄引这样说道。她还说，她作品中的孩子们永远也长不大。
《成人礼物No.1》，图中的小男孩既年老又年轻。
“所有人都是‘好孩子’，”42岁的黄引用挖苦的口气说起她作品中的那些人物，她的画有着精致的细节，这些孩子已经成了她的标志。但她这番话也是在说6月初的这一天里许许多多走在阳光里的中国人。
“人们的行为和外表总是和其他人一样，”她说，“因为要表露出真实的内心是很危险的。生活中不撒谎是不可能的。你得保护自己。你不能太过突出。”
在《童话王国：大生产》中，黄引表现了中国的“大跃进”农民被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增产。
黄引出生在中国的南部省份四川，她最著名的作品是《童话王国》(Fairy Tale Kingdom)，描绘了一个国家强制要求人们说谎的时代。这其实是指1958到1962年的“大跃进”时代，中国领导人要求农民不惜一切代价增产，甚至不惜违背合理的农业实践。接着就发生了饥荒，上千万人饿死。
《童话王国：长风社》(Fairy Tale Kingdom: Changfeng She)是以当时一个农业公社的名字命名，在这幅画的背景中，肥沃的农田里，玉米迎风招展，彩虹横贯天空，标语上的红字写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为了画出这种集体谎言，黄引让她笔下的小男孩一律穿上蓝裤子、白衬衣，戴红领巾，有着匹诺曹(Pinocchios)式的红头长鼻子。
艺术评论家佟玉洁写道，黄引作品的主要是为了描绘非理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习惯如今已经在中国文化之中根深蒂固。
“70年代出生的黄引，并没有经历过‘大跃进’荒谬的价值理念作为全民信仰的年代，但是那种非理性的思维导致虚假的、疯狂的价值理念的持续，与她自己出生的后文革年代所遭遇的主体价值观缺失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在黄引近期于798圣之艺术中心的展览目录册上，佟玉洁这样写道，该展览名为“崇高客体”(Spiritual Object)。
“这些信仰已成为中国人行为的一部分，”佟玉洁写道。
黄引表示，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的几十年里，各种问题都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是一个集体答案，”她说。
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今天也依然如此；但今天也有某些真正的改变。很多人对此感到焦虑。
“他们在流汗，是因为他们感到恐惧，”黄引这样说她笔下的人物。
最近，《童话王国》系列中这些匹诺曹式的人物后继有人，成了不那么符号化的小大人，他们仍然有着光亮的头发，但不再有象征共产主义少先队的红领巾，以及象征撒谎的长鼻子。其结果就是一系列新作，比如怪诞的《随风摇摆的人》(People Moving in the Wind)，其中的人物在攀登一堵墙，汗水从墙上流下来；还有《身份混淆、处境尴尬的丘比特》(Cupid Confused About His Identity and in an Awkward Situation)，令人不安地检视了爱，丘比特的阴影投射在一对结合在一起的蝴蝶上，丘比特本人僵硬地站着，眼睛转向它们，但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
黄引的《身份混淆、处境尴尬的丘比特》是对爱情的不安审视。
“她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过于符号化，而是发掘出潜藏在这些小男孩形象之中的人性秘密与文化基因，”策展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王明贤在目录中写道。
王明贤认为，通过玩味作为概念的谎言，她的作品中有了很大幽默成分，以及一种新的思想自由。然而，汗水仍在流淌，那些孩子们仍然没有长大，也就是说，有些事情改变了，但有些事情仍然没有改变。
“你仍然不能说出太过表现自己的东西，”黄引说，“不管是艺术的还是政治的。”
球迷们来了，穿着千姿百态、五光十色的衣装。
伦敦一家对“奇装异服”情有独钟的公司，把球迷装的设计带到了一个鲜有球迷敢于尝试的境界：从头到脚的弹力紧身衣。想象一下蜘蛛侠和“美国亡命徒”合二为一的样子吧（不过胖子不宜……）。
美国版连体紧身国旗装。
为了迎接世界杯，Morph Costume Co.公司推出了终极球迷装：14个国家队的国旗装（其中包括几个不参加本届世界杯的球队）。
世界杯上，脸上有彩绘的来自32个国家的球迷。但他们敢穿连体紧身衣吗？
直接从该公司购买这种服装的价格大约为67美元（约合417.3元人民币），现在，来自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荷兰和西班牙的世界杯球迷可以购买自己国家的国旗装了。（这一系列的国旗装包括的非参赛国家是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和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