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商场艺术展正成为潮流

在K11购物艺术中心里，一部升降梯途经博柏利(Burberry)、蔻依(Chloé)、巴黎世家(Balenciaga)和其他高端店铺，每天载着成百上千人去排队观看各种非常不同的奢侈品展示。这个诱人的商场里有一个地下艺术馆，今年3月，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的40幅画作在那里展出，号称是中国史上最大的印象派画展。不久前的一个周日，一度有600个人挤满了艺术馆的两个展厅，观看这个“莫奈：印象派大师”(Monet: Master of Impressionism)展，该展览持续到6月15日。

K11购物艺术中心举办的“莫奈：印象派大师”展展示了克劳德·莫奈的40幅画作。

K11购物艺术中心举办的“莫奈：印象派大师”展展示了克劳德·莫奈的40幅画作。

这个购物艺术中心约占地30万平方英尺，于2013年5月开业，它不是唯一的一家。现在中国的很多购物中心把艺术欣赏作为购物体验的一部分，有些购物中心在展示艺术品和销售商品方面同样用心。

K11艺术基金会声称自己开创了这个被称为“博物馆-零售”的概念：它的每个购物艺术中心都有自己的团队，策划艺术馆的展览，协调整个建筑里所有其他物品的展示方式。

在中国，艺术和商业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艺术-零售”的概念在购物天堂上海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在这里，艺术变成了市场推广、吸引顾客的手段。掌控大局的那些人也把这些展览看做艺术教育的可行方式，因为在这个国度，只有富人才能接触艺术，购物中心是年轻人和新一代富有女性的目的地。

K11艺术基金会是在香港注册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它在香港和上海开设了两个K11购物艺术中心，分别展示了中国新晋艺术家和世界艺术大师们的约20件作品。在上海K11的扶梯顶端，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的无头裸体孕妇雕塑在欢迎顾客们。在一个有机咖啡店附近有上海艺术团体六岛创作的互动视频作品，循环播放一个拿着购物袋昂首阔步的女人。

上海K11购物艺术中心所在的大楼。

上海K11购物艺术中心所在的大楼。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K11计划在中国各地开设更多这样的“博物馆-零售”中心——北京、广州以及一些快速发展的城市，比如沈阳、天津、海口、宁波和贵阳。武汉将开设两家。

展览通常是免费的，但是莫奈展览的门票是100元人民币，约合16美元，用以弥补运输、处理和安保的成本。这些作品是从巴黎的马蒙丹·莫奈博物馆(Musée Marmottan Monet)借来的。看完展览后，游客们可以在礼品店里购买带框的睡莲海报等小物件。

K11展示的作品不是用来销售的。不过，其他购物艺术中心在博物馆或画廊体验上添加了可供租赁的展览空间或者在整个购物中心进行的不定期展览，与艺术家、策展人或画廊合作，有时作品可供购买。

K11的第一个购物中心2009年在香港开业。香港是它的创始人、主席郑志刚的故乡。他的家族建立了一个零售帝国：他的祖父是珠宝大亨郑裕彤——香港最富有的人之一。郑志刚是个热心的艺术收藏者，在美国接受教育，2008年回中国后开设了这个基金会。

“那时候，中国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Great Gatsby)里的情形，”郑志刚在香港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期间，他以K11的名义组织了张恩利画展。

他说自己的购物中心就像巡演或讲座，提供关于中国新晋艺术家和所有艺术的教育。“我有资源，”郑志刚补充说，“中国观众，甚至包括西方观众，并不真的知道中国当代新晋艺术家们在做什么。”

郑志刚的基金会通常为自己的两个购物艺术中心提供武汉和贵阳的两个K11艺术村的作品，中国艺术家们可以在这两个艺术村申请住所。在莫奈展览之前，该艺术馆举办了这两个艺术村的艺术家们的作品展。K11的南中国区营运总经理陈健豪在购物中心里说，重点是创造一个“没有威压感的”观赏艺术的“环境”。

“在中国，很多人认为只有富豪们才能享受艺术，对艺术感到畏惧，”陈健豪说。艺术馆意在用儿童艺术课堂以及与店铺的合作项目吸引25岁至50岁的女人——他称她们为“成熟的女人”。比如，购物中心里的麦丝玛拉(MaxMara)店铺展示了三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他们都用了该品牌的标志性大衣。

上海的其他购物中心也开始利用备受瞩目的展览带来的宣传。去年秋天，静安嘉里中心——该中心在上海有几个连锁店——举办了《Elle》中国版的25年摄影回顾展；去年路威酩轩(LVMH)集团的L’Avenue商场举办了概念艺术家徐震的作品展；去年11月，新的上海环贸IAPM商场为大卫·拉切贝尔(David LaChapelle)的Tod’s新系列手袋摄影展举办了一个开幕式。

“中国当代艺术被归属于奢侈品范畴，”上海BANK画廊的创始人、总监马蒂厄·柏利塞维兹(Mathieu Borysevicz)说。他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中国艺术界工作。“现在购物中心主动欢迎当代艺术。当然，一开始看起来很肤浅的活动将来有可能带来真诚的兴趣。”

不是所有的展览都与时尚有关。5月30日，芮欧(Réel)百货上海公司开幕了一个名叫“艺想天开”(In and Out)的展览，展示的是香格纳画廊的艺术家们的作品。香格纳画廊是上海的顶级画廊之一。这个为期一个月的展览主要展示大型空间最擅长展示的装置作品，比如施勇的一个安装在轮子上的小型飞行器。施勇的作品包括摄影、行为艺术和装置作品。

这个展览中的其他一些重要作品包括画家、装置艺术家韩锋用羊皮纸做成的漂浮城市和徐震的作品。徐震和他名下的一个约30人的公司一起创作作品。

这个开幕式还同时为该商场顶层的一个新的展览空间揭幕。

在繁忙的静安地铁站的购物中心举办展览引起了香格纳画廊的总监何浦林(Lorenz Helbling)的兴趣。“艺术需要被展现给公众，”何浦林说。他1996年创立了该画廊。“只要它（展览）是诚恳的，是尊重艺术和艺术家的。”他说，在上海，艺术和商业的结合不只是个潮流，也是个传统：这座城市的第一个重要的当代艺术展览“待售的艺术”(Art for Sale)1999年在一个购物中心举办。

在莫奈的画展上，K11的营运总经理陈健祥特别提到一幅吉维尼的桥的油画。它很像莫奈的《日本的桥》(The Japanese Bridge)，那幅画5月7日在纽约苏富比的拍卖会上以159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亚洲买家。

“有很多收藏者来访，”陈健祥微笑着说，“我们在想：也许他是受到我们展览的鼓舞而来的？”

迪士尼给美国人“造梦”变难了，在中国不一样

迪士尼主题公园一直致力于把不完美的世界置换成完美世界。“美国小镇大街”(Main Street, U.S.A.)上看不到垃圾。“西部拓荒世界”(Frontierland)里只有幸福的猎人和唱歌的熊。立下远大志向，“明日世界”(Tomorrowland)中熠熠生辉的技术就有可能变成现实。

唯恐自己建的城堡太过含蓄，迪士尼干脆公开承诺要带人逃离真实世界。加州迪士尼乐园和佛罗里达州华特·迪士尼世界的欢迎标语源自迪士尼本人1955年的一句话，“在这里你将离开现实的今日，进入一个昨日、明日和梦想的世界。”

更加激进的安检程序逐渐成为现代生活的标配；如今，在棒球场内、举办演唱会的场馆中，甚至一些电影院里，金属探测器都是常规设备。由于人们对安全日益担忧，迪士尼、环球影城(Universal)和海洋世界(SeaWorld)从去年12月开始使用金属探测器。这是三家企业首次大规模推行类似举措。

这些举措虽然受到离了它们可能就会感到不安的大多数游客的欢迎，却和迪士尼打造它在广告中宣扬的“地球上最快乐之处”的特殊努力背道而驰。当你接受安检的时候，绝对难以忘记现实世界。

于上周四正式开业的上海迪士尼乐园，也在雅致的大门那里安放了一排排金属探测器。不过，上个星期，这家新开业的中国大陆第一家迪士尼主题公园内的氛围非常欢快，尽管游客们的智能手机接收到了来自奥兰多的悲惨消息。我在那里呆了四天，其中三天是和购票入场的游客呆在一起。令我触动的是，经典的迪士尼式奇迹竟然得到了如此完整的呈现。

毫无疑问，开业带来的兴奋与盛况更容易让人产生这种感觉。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还有别的事情正在发生。我觉得，50年代位于加州的第一家迪士尼乐园肯定也给人以这种印象。游客显然有大开眼界之感——这个散发着新油漆的味道和新塑料椅套味道的梦幻之地，是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中国游客没有遭遇过9·11恐怖袭击，也不曾目睹大规模枪击事件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今天的美国人在公众聚集之处所背负的那种心理压力，看上去并未对他们造成困扰。迪士尼似乎不必费那么大力气便能施展魔法。

我们在6月11日参观上海迪士尼乐园时，迪士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A·艾格(Robert A. Iger)提到了这种吸引力。“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小时候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去迪士尼乐园看看——我们负担不起相关费用，顺便说一句，直到有了孩子，我才走进乐园，”他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存在于美国的那种向往之情，也存在于今天的中国，恰好遇到了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更多休闲活动的时候。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上空绽放的烟火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上空绽放的烟火

在上海，迪士尼的游乐项目是全面更新的科技奇观——如今“加勒比海盗”(Pirates of the Caribbean)里不再有不流畅的机动形象，而是完全数码化，有水下磁铁控制的船只，还有Imax式的超大银幕在播放视频。与迪士尼在美国国内的主题公园相比，这里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就连普通收银员和酒店女服务员似乎也因身处公园内而异常兴奋。当他们挥着手欢快地说，“享受充满魔力的一天！”似乎是发自内心地送出这样的祝福，而非只是重复一句企业口号。

这一周，迪士尼在美国的日子极其不好过，上海则证明，这家公司的魔法还像在过去那个更纯真无邪的年代里那么有效。尽管为此你得去往世界的另一头。

古典音乐在中国陷入“成长的烦恼”

十多年过去了，被世人寄予厚望的中国古典音乐市场正在陷入成长的烦恼。

许多城市里的观众依然热情高涨，名家的数量依然在增加，音乐学院和音乐厅也依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纽约爱乐乐团(New York Philharmonic)和费城管弦乐团(Philadelphia Orchestra)都已经在这里找到了长期合作伙伴，茱莉亚学院(Juilliard School)去年宣布了2018年将在紧邻北京的天津开设分校的计划。

但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让该领域的许多人颇感担忧。观察人士指出，表演艺术机构在管理上相当薄弱，观众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培育，所以对一些新鲜的曲目根本不感兴趣。

在2007年投入运营的北京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演出节目丰富。但中等城市未有效扶持古典音乐。

在2007年投入运营的北京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演出节目丰富。但中等城市未有效扶持古典音乐。

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说，“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培养对音乐的热忱，而不仅仅是培养明星。”

最大的障碍似乎是体制性的。

没错，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是古典音乐活动的大本营。1990年代初，北京只有几个专用音乐厅，一年举办的音乐会屈指可数。现在，北京和上海的居民每年可以在数以百计的古典音乐演出之间挑挑拣拣。

但与此同时，武汉、西安等许多二三线城市却很难让高质量的音乐家和观众走进它们那些熠熠生辉的新剧院和新音乐厅。这样的城市大多没有常规的音乐季，也没有引入国外优秀乐团所需的资金。在一些城市里，由于维护不当，曾经颇为辉煌的音乐厅变得一团糟。

“这些二线城市的乐团渴望得到帮助，也正寻求帮助，”常常在中国担任客席指挥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教授蔡金冬说。“他们需要提高软技能，从乐团最高领导层到下边的乐手，在音乐厅维护和教育等方方面面。”

在很多地方，高质量节目的匮乏导致票房不佳，一些经理人说，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这种情况还在继续恶化。此外，中国的慈善文化相对不发达，缺乏鼓励个人资助表演艺术机构的税收激励机制。

“中国缺的是统一的文化政策，”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部副部长任小龙说。

在整个中国，艺术大体上仍然被视为“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而这台机器是由政府运行的，民众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任小龙说，这与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说欧洲的许多政府都以帮助而非控制文化的发展为宗旨。

此外还存在中国音乐会观众对非主流音乐的口味问题。

吴氏策划是北京的一家表演艺术机构，同时也是公关策划机构，其总经理吴嘉童回忆了他在1996年把林茨布鲁克纳管弦乐团(Bruckner Orchestra Linz)从奥地利引入中国的往事。那是布鲁克纳作品在中国得到演出的最初几次之一。

“当时大家都说太长了，没有人会愿意买票，”吴嘉童说。“所以我们演奏了布鲁克纳的《G小调序曲》(Overture in G minor)，它非常短，然后我们演奏了斯特劳斯的作品，当然了，那是因为当时在中国人心目中，华尔兹舞曲《蓝色多瑙河》(Blue Danube)才是古典音乐。”

一些演出经理表示，现在的观众不仅要听勃拉姆斯(Brahms)和贝多芬(Beethoven)，还要听布鲁克纳(Bruckner)、马勒(Mahler,)，甚至是普罗科菲耶夫(Prokofiev)。但以欧洲和美国的标准而论，所有这些作曲家的曲目都属于主流，却并不新鲜。

当下，许多音乐厅很难获得公众关注，因为公众的注意力如今逐渐被电影和网络电视夺走了。

“中国的情况和俄罗斯不同，在俄罗斯，就算经济形势非常糟糕，人们仍旧保留着盛装出门观看演出的传统，”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总经理林宏鸣说。

因此，知名音乐厅的教育项目，往往旨在培养对表演艺术的整体欣赏水平，而不仅仅针对西方古典音乐。

前述指挥家余隆说，“音乐教育需要再复杂一些。”

现在，更多的音乐厅开始推出学生打折票和年票。

“因为主要的目标观众是中产阶级，我们努力让大部分票的价格能在和电影票的价格对比时还具有竞争力，”林宏鸣说。

很多观察人士称，中国的音乐厅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是找到强有力的经理人。后者既要具备相关音乐知识，又要有耐心，能够让地方政府相信，扶持文化不仅仅是修建音乐厅。

“中国这么大，我们有这么多宏伟的剧场和歌剧院，但如果让我说出五个专业地经营表演场所的总经理的名字，我还真说不出来，”吴嘉童说。

即便一些经理人取得了成功，他们也承认自己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学习过程。

任小龙说，在2008年加入头一年投入运营的国家大剧院之前，自己“不懂古典音乐”。

“我们当时学习节目编排，都不知道马勒是谁，”他说。“但过去七年里，我们和乐迷的音乐知识都增加了。”

在像国家大剧院这样的地方，学习的意愿特别重要。国家大剧院至少50%的收入靠门票（相比之下，在美国顶级乐团，这一数字只有大约30%到40%）。

“但一旦给它们找到总经理，中国就会腾飞，”吴嘉童说。

这种乐观态度依然颇为普遍。

中国有数千万年轻人在学习乐器。据信这是推动观众人数增长的首要因素之一。比如，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总经理林宏鸣称，古典音乐一半以上的观众在40岁以下。

“过去六年的变化特别大，”已在中国进行了四次巡回演出的悉尼交响乐团(Sydney Symphony Orchestra)总经理罗里·杰夫斯(Rory Jeffes)说。和其他人一样，杰夫斯也表示，不久前人们还会在演出期间大声咳嗽，吐口水，或是一边打电话，一边任由孩子到处跑。因为售票系统的问题而导致成片的座位空着的情况屡见不鲜。

他说，观众现在“真的开始聆听音乐，真的想理解音乐并融入其中”。